吕温 (772?811)，字叔和，一字化光，因官终衡州（今湖南省衡阳市）剌史，所以世称吕衡州。与吕温同时代的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元稹等人，都曾给他很高的评价，因他既是唐代中期一位有成就的文学家，又是一位得到百姓爱戴的地方官员。 

担任衡州刺史期间，吕温大力推行压抑地方豪强兼并，调整租税、劳役负担，奖励农桑，救济穷苦等措施。当时，由于安史之乱的影响，导致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，失地农民逃亡的现象愈加严重，均田制处于崩溃的边缘，唐朝原本的租庸调难以推行下去。吕温就曾经奏称：“二十馀年都不定户，存亡孰察，贫富不均。”为了稳定财政，缓和矛盾，建中元年（公元780年），宰相杨炎向唐德宗建议，以户税和地税为主，统一各项税收，实施“两税法”，就是：1.取消租庸调及一切杂徭、杂税，但保留丁额。2.不分主户（当地土著户）、客户（外来户），一律以当时居住地为准登入户籍，交纳户税。3.不再按丁征税，改为按资产和田亩征税。根据资产定出户等，按户等征收户税，定税计钱，折钱纳物，即以钱计算税额，折合成实物交纳；根据田亩数量征收地税，地税以大历十四年（779）的垦田数字为准，交纳谷物。4.没有固定住处的行商也要纳税。税额初为其收入的三十分之一，后改为十分之一。5.每年分夏、秋两次征收，夏税要在六月交完，秋税要在十一月交完。 

为了更好地实施“两税法”，户籍成为户税重要的依据。吕温到任后查找旧案，走访百姓，在调查摸底的基础上，一举查出逃避赋役的“隐户”（亦称逃户，这些隐户没有向官府输税，却要向主户缴租，向官吏行贿）万余户，几乎和在籍户相当。他愤慨奸吏压榨隐户的遭遇，请示朝廷不增加“疲民”的赋额，在奏疏中说：“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，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，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。臣到后，审定赋税，次检责出，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。伏缘圣恩，擢授大郡，令抚伤残。臣不敢因循，设法固定，获隐户约万余。州县虽不征科，所由已私自率敛。与其潜资于奸吏，岂若均助于疲民。臣请作此方圆，以救凋瘵。庶得下免偏枯，上不缺供。”上敕有司付所司，照准，民赖以安（见《历代寓湘人物传略》）。 

吕温恪尽职守，政绩颇著，上下焕然一新，百姓爱戴如父母。但他的身体一直多病，英年早逝，道、衡二州的百姓不饮酒，弃娱乐，一起齐集了他的灵前哀哭，柳宗元、刘禹锡、元稹、窦巩等中唐才子名士都赋诗表示哀悼。柳宗元与他是中表之亲，感情一向很好，写有《同刘二十八哭吕衡州，兼寄江陵李元二侍御》： 

　　衡岳新摧天柱峰，士林憔悴泣相逢。 

　　只今文字传青简，不使功名上景钟。 

　　三亩空留悬磬室，九原犹寄若堂封。 

　　遥想荆州人物论，几回中夜惜元龙。 

在以吕温为代表的官吏的努力下，两税法的推行巩固和加强了唐王朝的封建政权，恢复了因安史之乱被打乱的经济，消除了财政混乱。从历史意义来看，两税法的推行改变了过去的征税标准，实现了“以人丁为本”到“以资产为本”的转变, 不管土户、客户、隐户，只要略有资产，就一律得纳税，很大地扩大了纳税面，多少改变了贫富税负不均的现象，调动了农民从事劳动生产的积极性。把各种杂徭，杂税合并，建立了统一的税制，减少了纳税项目，在一定时期内，既保证了国家的财政收入，也使人民的负担有所减轻。同时，两税法实施了“量出制入”的财政原则，以及集中纳税时间，方便农民交纳赋税。两税法中的某些思想影响着中国赋税体制的发展，对于现在的我们仍然有重要的借鉴意义。